一

關中盆地的老百姓有個自豪的事，大抵是說下地干活，一不小心就會挖出個文物來。這八百里米糧川，一千多年里，曾有十三個王朝定鼎于此。漢唐時期，西安更是世界經濟和文化中心。地下寶貝多，自然不奇怪。一個地方的歷史和文化久不久遠，可能地下的東西是個有力的佐證吧。

關中的事情，似乎離我們很遠。直到有一天，西區城市道路建設時，挖掘機一不小心挖出幾坨黑乎乎的東西，才知道，原來關中的故事也會在偏居西南一隅的安龍上演。這些東西埋藏距地表僅一米，兩個民工當時敏感的迅速就抱了幾件跑回家去。到實地查勘后，我們馬上保護現場，連夜追回被民工搬走的文物。

第二天一早，省州專家就趕到現場。經初步鑒定，所出土的八件文物中，有銅釜一件，銅洗銅盆三件，編鐘三件，羊角鈕鐘一件?？脊艑＜艺J為，銅洗、銅釜和云南發掘的同類文物類似，大概生產于東漢時期的云南昭通，而編鐘和羊角鈕鐘，生產時間應該更早些，估計是本地布依族的祖先百越人自己生產的。

安龍博物館

專家們從埋藏的地形地勢和產生于不同時期等特點來判斷，這批文物應該是窖藏的，也就是這里不是原產地，而是有人將這批文物匯集后藏匿于此。當地群眾反映，解放前這里曾經是一個驛站。這樣，這批文物就很有故事性：是遇匪打劫，而藏寶一方至死不說藏匿地點，乃至無人發現至今？是有人因特殊原因藏寶于此待他日來取，結果人不復返？是突發火災地震之類災害，人盡不存而寶物埋地？是大批文物轉運中遺漏下的？文物背后的故事已無從考證，時間沖蝕掉一切的強大力量令人感慨萬千……

這件事情過后幾個月,縣城又有居民在挖地基時，從距地表兩米的地方，發現兩塊大小相近的石碑，兩石碑寬約六十厘米，高約七十厘米。上面均刻有“圣旨”二字，周圍由龍騰圖案環繞。經鑒定，這兩塊石碑是古代牌坊上的坊額。古代牌坊分御賜、恩榮、圣旨三等。御賜是皇帝下詔，國庫出銀建造；恩榮是皇帝下詔，地方出銀建造；圣旨是地方申請，皇帝批準后由家族出錢建造。據一百五十多年前的《興義府志》記載，在清代中期，府城安龍中，建有各種牌坊十座。此類牌坊在安龍發現尚屬首次，專家認為對研究安龍歷史及古代建筑、書法、雕刻藝術是不可多得的實物。

只要注意，就會發現安龍城中隨便一拆老房子，拆出來的都是一堆堆四四方方，仔細雕琢過的大塊老石頭。不像現在的建筑，石頭都是細細碎碎亂七八糟的?？梢娫谶^去的人心目中，房子是比人還久遠的東西，是可以一代一代相傳，在人創造的東西里面，能夠與時間較長抗衡的東西……

二

看來關中的故事不但要上演，而且還不是一出，可見安龍的歷史文化久遠確實不假。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安龍新發現文物點三十八處，也就是上演了三十八回故事。目前，全縣文物點已達到七十八處。其中龍廣鎮新發現五處戰國和秦漢時期古遺址，加上以前發現的七處，小小方圓兩平方公里的壩子竟成為貴州境內遺址數量最多的地區。專家認為，這些遺址使得黔西南成為貴州開展夜郎考古工作最重要和最有潛力的地區。加上以前出土的東周時期的羊角鈕鐘、一字格青銅劍、T型柄青銅劍、曲形銅矛和西漢時期的陶片等，說明安龍不僅文明程度深，而且是兵家必爭之地。所有的考古發掘中，價值最大的是觀音洞遺址，涵蓋了舊石器、中石器、新石器三個階段，出土骨角器等器物二十多萬件。專家認為該遺址為原始社會母系氏族制遺存，氏族中以鳥作為“圖騰”崇拜，在國內同時期洞穴遺址中不可多見，出土器物與同時期文化相比獨具特色，系盤江流域的一支區域性土著文化，春秋戰國時已發展成為獨具風韻的夜郎文化。

考古證明，安龍深厚的歷史文化，是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和本土文化碰撞的結晶。久遠的我等非專業人士說不清楚，就近三四百年來說，安龍一直走在貴州開放開發的前沿。1652年南明永歷皇帝朱由榔播遷安龍，當時安龍為千戶所，皇帝到了，自然行政區劃升格為“興義府”，隨朱兄弟進入安龍的有當時全國的遺明大臣、文化精英、教育專家、文人志士數千人，超過原住人口。他們在安龍四年，其言行、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深刻影響了當地人，一改本土文化之風氣，安龍頓為儒家禮儀文化典范首地。所以三百多年過去了，安龍民間仍然尚存儒風，與周圍地區民風不盡一致。以至于外地人開玩笑說安龍人規矩多，豈知這里生活的是禮儀之士的后人們吶。

東漢立耳銅釜（安龍城西窖藏出土）

朱兄弟定了調，此后至到1913年的三百年間，安龍一直做興義府的首府，統轄盤江八屬，為貴州西南和輻射黔中與黔西北的經濟文化中心。作為貴州開發較早的地區，自然是當時這一地域內凝聚人氣、文氣、士氣的焦點。按百年為單位，十九世紀最影響安龍乃至全國的當屬張锳、張之洞父子。張锳1841起任興義知府，一干就是十三年，十三年的時間，足以改變和影響幾代人。他興教辦學，編史修志，展開一系列文化建設。張之洞四歲隨父來到安龍，八歲時讀完四書五經，十歲時開始習作詩文,十一歲時，他在安龍招堤涵虛閣即席作《半山亭記》，傳誦至今。三百年里的故事真是說也說不完，由于安龍在貴州三百來年的思想文化先進性，這樣在清末民初那個英雄輩出、風云聚會的變革時代，才會催生、培育和走出了王憲章、袁祖銘、韋杵、楊濱、王亞明等重量級的歷史人物。

三

遠古文明也好，近代故事也罷，多少都有文物佐證。而安龍最遺憾的是在這方土地生長了上千年，大面積種植歷史有三百年的荷花，極少實物的證明。這里，最早的百越人養荷主要用途是作為食物，后來才逐步轉化為審美對象。估計古夜郎時的安龍人與漢王朝遠道來賓坐而論道時，當發現雙方體認的審美物品都是荷花時，其交融的歡欣程度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歌之唱之。歷史上，儒道釋景回五大宗教及多種思想觀念在安龍能夠和諧并處，一個媒介也就是荷花。因而，荷花在安龍已經是一種多元化交流的紐帶和象征，是溝通各種文化的“橄欖枝”。

東漢銅洗（安龍城西窖藏出土）

1694年招國遴筑招堤，開始了招堤至今三百多年來集中成規模種植荷花的歷史。張瑛、張之洞父子在安龍肯定也是喜歡荷花的。竊以為，之洞能夠以迥異同時代人的思維考慮問題，辦教育搞洋務推城市化，或許是童年的荷花拓展了他的心靈維度，或許是荷花池邊的水車激發了他對機械的興趣。按照佛洛伊德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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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 黔西南州文化廣電旅游局（黔西南州文物局）    編輯 ‖ 印象黔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