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位于黔滇桂三?。▍^）結合部，處盤江流域，轄興義、興仁、安龍、普安、晴隆、貞豐、冊亨、望謨8縣（市），素有“三省通衢”之稱。作為歷史上夜郎古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普安銅鼓山遺址群、興義萬屯墓群、興仁交樂墓群、安龍龍廣遺址群為代表的大量考古遺物、遺存的發現，漢代黔西南地區的邑縣分布狀況日益清晰地展現出來。

普安青山居北盤江上游，距普安縣城45公里，處滇黔要沖，緊鄰興義頂效貓貓洞遺址、萬屯墓群和興仁交樂墓群，明代以來，素有“頭青山”之稱。銅鼓山遺址群和小屯石板墓群的發現，揭開了青山的秘密。

銅鼓山遺址群位于青山范家寨村（原營盤村），以陳家龍灘東500米左右的銅鼓山遺址為中心，有銅鼓山、獅子山、大營山、小營山、大院子、屯上、銅壺山、屯腳河、馬鞍山、趙家大坡、倪大箐等大小遺址10處，總面積近10000平方米。其年代上啟周初，下迄秦漢，正處夜郎部族國家形成、發展之際。多數遺址以原生石作居住面，外圍有石砌圍墻，出土石器、骨角器、青銅器、鐵器、玉器、陶器和范模等文物近11800多件。僅銅鼓山一處遺址，面積就達4000平方米，發掘出土1500多件文物，陶片萬余塊，清理房址4座、窯址1座、灰坑11個和火塘、零散柱洞遺跡，是遺址群中面積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遺址，也是云貴高原迄今發現的唯一一處正式發掘的青銅冶煉作坊遺址。

從發掘出土實物文化特征觀之：銅鼓山出土石器為磨制石器，器形有斧、鑿、刀、杵、臼、墜、紡輪、飾物等，以環、玦等裝飾品居多；骨角器中穿孔牙飾和笄占該類器物50%強；陶器多數為夾砂陶，陶色以紅皮為主，紋飾以粗、中、細繩紋為主，器形有釜、罐、杯、碗、豆等，釜、罐居多，且多為圜底器；銅器飾品最多，其次為生產生活用具，兵器多帶“V”形飾，鐵器罕見，而反映鑄造工藝的有內模、外范和坩堝，范、模以砂石制作，范上鐫幾何紋飾圖案，其中“心”形紋飾者6件，形制特征與頂效貓貓洞舊石器遺址心形尖狀器系出同源，表現出明顯的承繼關系。出土的“V”形銅鉞、一字格曲刃劍、開刃于弓弦之半月形石刀特色獨具，與相鄰滇、巴蜀文化器物不同，地域特征鮮明，屬“夜郎文化孑遺”。

頂效貓貓洞舊石器遺址位于興義市頂效開發區西南1公里處的貓貓山上，遺址發現于1974年，文化堆積層達2.5米，距今約1.2萬年，屬舊石器時代晚期。發掘出土有黔西南境內迄今最早的古人類化石——“興義人”和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石核、石片、石錘、石砧等各類打制石器、石材4000多件，骨錐5件、骨刀1件、鹿角鏟8件。骨錐門類齊備、制作別致，有銳尖、扁尖、鈍尖和斜尖四種類型；鹿角鏟刃面45度，其中：單面加工的6件、雙面的2件，在全國屬首次。還有犀、象、牛、鹿、麂等眾多哺乳動物化石和炭屑、燒骨、燒石等人類用火遺跡。此后，在營盤山張口洞、清水河雙橋大洞；安龍福洞、菩薩洞、龍廣觀音洞和普安青山大白洞、坪田洞、廟洞、癩子洞、牛鼻洞、巖下、打鐵洞；新店大白洞、大洞、偏偏洞；屯腳營盤山、貞豐白層觀音洞、天生橋、魯容孔明墳等地，也先后發現原始土著人遺址，文化類型與貓貓洞遺址相似，屬同一族群。

貓貓洞及周邊考古發掘遺物遺存表明：在距今1.2萬年前后的史前文化時期，黔西南地區的興義、普安、安龍、貞豐一帶已先后出現同一族群的人類活動，活動范圍由最初的頂效分別向東北、東南方之普安、安龍擴散，最后沿南北盤江上游自西向東擴展。而由發掘出土的造型奇特、地域性強，具有夜郎文化特征之“心”形器物不難推斷，興義以東頂效一帶及普安、興仁、安龍、貞豐一線為夜郎部族領地之事實。

此類器物在興義市南盤江鎮波那興墓葬、興仁、安龍、晴隆和同屬夜郎文化體系的赫章可樂（漢陽）、威寧中水、清鎮乃至滇文化體系之云南晉寧、江川李家山和越南北部等地均有零星出土。

考古遺物遺存顯示：早在春秋戰國夜郎部族國家形成之際，環繞普安，以普安青山為中心的夜郎文化圈已經形成，并與相鄰不同文化體系族群間產生交往與商業活動，其影響已波及到云南乃至越南北部。而此類商業活動與同時期形成發展之南方絲綢之路——身毒道不無關系。

身毒道亦即中印交通線，身毒為梵語，即印度。正如已故著名歷史學家方國瑜先生所言，該交通線“以滇池為樞紐，北通邛都、笮都至蜀，東通夜郎、牂牁（且蘭）至巴，以聯于楚，西通昆明、雋唐，經撣人（緬甸）地，以至于身毒（印度）……開通中印文化交流，始于公元前四世紀中葉以前。是時，西南各族社會、經濟文化已有一定基礎，而由于楚、蜀商人的活動受到更多的影響……楚將莊蹻率兵至滇，即循商賈通道而來”。

莊蹻入滇在楚頃襄王時期（公元前280年），正是秦、楚爭奪西南地區激烈之際。莊蹻奉命“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

這里的江，《華陽國志》《后漢書》作“沅水”。據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沅水多亂石淺灘，不宜行船，沅為延之誤，即今長江支流烏江?！毖?、沅一音之轉，?！吨尽?、范《書》誤，從方說。

其時，秦國已完全控制蜀及巴僰（四川宜賓）一帶地區；楚國西向奪取了延水（烏江）、江水（長江）交匯處的巴故都——枳（重慶涪陵），兵鋒直逼巴最后防線——陽關（重慶長壽），“巴至江州（重慶）遷避墊江（重慶合川）”，這為莊蹻率軍沿長江溯流而上，由枳經烏江水道過南夷夜郎入滇創造了條件。

烏江自古為巴、楚、西南夷物資交流的重要水道，是巴鹽入黔之要道，“司馬錯自巴涪水（烏江）取楚商於之地為黔中郡”酈道元《水經·江水注》說，“涪陵（重慶彭水）南道武陵郡，昔秦將司馬錯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彼抉R錯取楚商於地，亦取道于此。

至于莊蹻在南夷之行軍路徑，從黔西南及鄰近的遵義、畢節、安順地區“沿烏江支流的洪共河、芙蓉江、赤水河，順流呈丫枝狀向南發展，抵黔西、清鎮、平壩分兩路：一路由西南方經安順（西秀區寧谷）至鎮寧、貞豐一帶過北盤江，往西南擴展至興仁、興義一帶；一路從黔西往西經畢節抵達烏蒙山核心區與從南夷道而來的赫章、威寧遺址相連”“兩縱一橫”的漢代遺物遺存分布格局中可見端倪。

遺物遺存是歷史上人類生產、活動狀況的反映，一個地區后期遺物遺存分布亦常受前人影響，二者存在一定承繼關系。因此漢代遺物遺存分布狀況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漢以前人類活動軌跡。

是時，實行戰略迂回之莊蹻楚軍若向西北走黔西、威寧，由朱提（云南昭通）南下至滇，極有可能與北面已控制蜀地及巴僰（四川宜賓）一帶之秦軍相遇，“勞師襲遠”之后果可以想見。故西南一路當是楚將莊蹻由且蘭（安順寧谷）經夜郎至滇之路徑。即由安順經貞豐、興仁、興義、普安，出盤縣入滇。此條線路，正是巴、楚商賈與西南夷物資交流通道——身毒道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興盛于明清時期之“茶馬古道”黔西南段，也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由此亦證明，位于盤江流域的貞豐、興仁、普安一帶黔西南廣大地區為夜郎本土之事實。

此外，青山小屯、萬屯阿紅、貞豐浪更燃山石板墓群遺址，進一步印證了普安青山在南夷夜郎中的重要地位。

普安青山小屯、貞豐浪更燃山和興義阿紅老墳山石板墓呈長方形，墓壁、棺蓋皆以天然石板構建，具有墓室狹長、墓葬分布均勻、墓葬方向和位置講究，隨葬品以玉器為主之特點；構建方法獨特，異于滇、蜀地區石棺葬。茲以阿紅老墳山石板墓為例。

老墳山墓地位于阿紅村南山麓，分布范圍近萬平方米。2009年5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晴興高速公路建設用地進行考古鉆探時發現，次年10月開展考古發掘。共清理墓葬57座，均為長方形石板墓，出土實物有陶器、石器、青銅器及少量動物牙齒。陶器多為圜底器，繩紋灰褐、黃褐陶數量居多，方格紋次之，與銅鼓山遺址出土陶器接近；石器屬銅鼓山類穿孔石刀；玉玦、玉璜、料珠、串飾等玉器亦見于銅鼓山遺址，而在同期漢墓中罕見，故與銅鼓山文化有直接繼承關系；墓葬以“二次葬”較普遍，與同屬夜郎文化體系之威寧中水“多人二次合葬”近似。老墳山石板墓出土實物和葬式在浪更燃山、青山小屯墓群遺址中也有體現，屬同一族群。

就歷史年代而言，青山小屯石板墓群在秦末漢初之際，早于西漢末年至東漢之貞豐浪更燃山和興義阿紅老墳山石板墓群，相互有明顯傳承關系。

又據《華陽國志·南中志》卷第四“夜郎竹王興于遯水”，結合青山遺址群處素有遯水或牂牁江之稱的北盤江上游之地理位置，可以推定：青山一帶為古夜郎都邑。

遞于兩漢，郡國并行制度盛行。漢武帝平定西南夷后，在其地置有粵巂、沈黎、文山、武都和牂牁郡。其中，牂牁郡為南夷地。據《漢書·地理志》領有且蘭、夜郎、鐔封、鄨、漏臥、平夷、同并、談指、宛溫、毋斂、毋單、漏江、都篖、西隨、談藁、進桑、鉤町十七縣，與《史記》“西南夷君長以十屬，夜郎最大”記載相符。

此外，西漢統治者還大肆分封各部首領，以勢力大者為王、其次侯，小者邑君，形成金字塔式分封建國之制。著名者如夜郎王、漏臥侯、鉤町侯（后因毋波平亂有功封王）等，使原本松散之部族聯盟政治組織轉化為層層相因之封建領主制度，囊括黔西南地區的南夷夜郎為君長國的原部族聯盟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已然被郡國并行制度取代。

據《漢書·地理志八》卷二十八“夜郎縣，故夜郎侯邑”“夜郎縣有遯水通廣欝林”“漢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大將軍鳳于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牁太守……（立）及至牂牁，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可知，夜郎國邑在牂牁郡夜郎縣且同亭。

如前所述，普安青山既為夜郎古國中心，西漢時期夜郎王國封邑——且同亭當設置于此。至于夜郎縣治，則在青山東南直線距離24公里處的交樂。

或以畢節可樂為夜郎國邑，誤。其說所據為“畢莫”掌握之線裝本彝文經，考線裝本始行于明中后期，故，此類經籍最早在明末出現，乃明以后之人所作，不足信。

交樂一名交那，位于黔西南中心地帶，與文化堆積層深厚的萬屯、魯屯、龍廣毗鄰。地勢平坦、開闊，四周山巒密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土壤肥沃，黃色、紅色黏土分布較廣；氣候溫和、水源豐富，西與萬屯毗鄰地區有被當地群眾稱為“海子”的天然湖泊，海子內河流直通興義圍山潮。石頭寨、爛潭、貓石頭、老屯、冬瓜寨、老八寨等處溪流匯聚其間，形成綿延數十里的山間壩子，極利于農業生產。交樂附近山地礦產豐富，亦便于手工業發展，儼然一方重鎮。

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迄今，貴州省考古隊先后四次在該地發現東漢時期墓葬計19座，發掘出土以銅馬車、搖錢樹、撫琴陶俑、陂塘模型、“巨王千萬”印、“巴郡守丞”印為代表的近500件（套）文物，為揭開漢代交樂神秘面紗提供了重要實物佐證。

出土“巨王千萬”印的10號墓和附近多層文化堆積層，揭示了漢代交樂經濟重鎮的事實。10號墓處交樂爛灘，為土坑墓，占地42平方米，是兩漢之際墓葬?！熬尥跚f”印是漢代流行的吉祥私印，長方形印面，扁平長方鈕，朱文篆書“巨王千萬”，上下循讀，與中原腹地出土的“巨靈千萬”“大潘千萬”和清鎮、平壩漢墓出土的“趙千萬”“樊千萬”等印雷同。結合隨葬明器，墓主應為富商巨賈。此外，在距離爛灘不遠的祭山坡至黃泥堡400余米地段，還有多層文化堆集，有的甚至深達數米。該地段東西向沿古驛道延伸，在附近水淹坪村對面有百余米暴露于外，顯見數層土，灰燼疊壓在斷面上，顯示出古代先民長期聚居留下的痕跡，足以證明漢代交樂是一處商貿發達之邑落。

14號墓出土的“巴郡守丞”印，揭開了交樂之謎。14號墓為磚室墓，多室劵頂男女并列異穴同冢，分別由主室、前室、后室、側室組成，占地100多平方米，屬東漢晚期墓葬。出土有銅馬車、搖錢樹、“巴郡守丞”印等50余件（套）文物。由出土的“巴郡守丞”印可知，墓主人曾任巴郡太守丞。是印為鎏金銅印，印面正方形，白文篆書“巴郡守丞”，右左循讀。麒麟鈕，印身中空，子母印，四壁陰刻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卷十九：“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軍馬，秩皆六百石……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之記載，墓主為巴郡太守僚屬，秩祿為六百石，與新任縣令平級。

巴郡，據《華陽國志·巴志》“其地東連魚腹（重慶奉節），西至僰道（四川宜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大部在今重慶市。其時，交樂隸牂牁郡，與巴郡相隔千里之遙，巴郡官吏葬于此，且為夫婦合葬墓，應是死后歸葬所致。

或以為墓主人系奉旨征調，死后葬于此。誤。牂牁郡、巴郡平級，奉旨征調唯有兩種可能：或協助平亂、或調任。前者不可能攜帶家眷從征，戰歿后只能為單人葬；后者更不可能在新任處所死后，以原任官印復制作陪葬品。

從墓葬年代觀之，墓主人當與東漢晚期任巴郡太守的尹貢有關。

“平夷傅寶、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39?！边@個內容，康熙《貴州通志》卷之十八、乾隆《貴州通志》卷之二十八亦有記載。

在察舉、征辟制度流行的東漢時期，由二千石郡守以上官員舉薦同鄉故交任屬吏是司空見慣之事。所以，墓主當是尹貢以巴郡太守身份舉薦任巴郡守丞，死后葉落歸根，歸葬故里的。如此，漢代交樂，亦即牂牁郡之夜郎縣。6號墓出土實物進一步印證了交樂為夜郎縣治之事實。

6號墓長方形石室墓，是東漢早期墓葬。劵頂，以不規則長方形石料砌筑，墓石無填料粘合。單層封門，鋪底以不規則薄石板拼合，下有7.72×2×2.4米排水暗溝，室內填土，與7號墓異穴同冢，出土有銅馬車、搖錢樹、連枝燈、撫琴陶俑等在內的大量明器。

墓室內由椎結人、玄武、盤龍浮雕組成底座的連枝燈、陂塘模型、陶屋、陶井、陶狗、陶雞等出土器物與司馬遷筆下南夷夜郎“椎結，耕田、有邑聚”的農耕社會性質相符，亦印證了漢代交樂為夜郎縣治的可靠性。陂塘模型尤為明顯。

陂塘模型共兩件，泥質灰陶。一為圓形、淺盤，內底池塘、水田模型，以象征堤壩之泥條隔開。塘內魚、田螺、菱角與田中禾苗交相輝映，田埂留有缺口，塘、田以涵洞貫通；一為方形、淺盤，亦以堤分隔為兩部分。堤壩有閘，閘外引水渠、水田，田無作物，渠中青蛙、田螺，池塘魚3尾。所謂“視死者如生”，死者墓室陳列，正是其生前生活之寫照。陂塘模型反映出的如此功能完善的農業生產、灌溉體系，在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偏低的邊郡，非郡縣治所莫屬。

是墓出土一具較14號墓更大之銅馬車，也為揭示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據。

“銅馬分段砂?？招臐茶T，子母口銜接，以梢栓固定。通高116厘米、長85厘米，由頭、耳、頸、身、尾、腿合成，直軀、昂首，四肢作行走狀。車由駕馬、輪軸、車箱三部分構成，寬牙輪、牙中為圈弧形凸棱，每輪14幅；長方形車廂、兩邊、前方有擋板、菱形鏤空板箱底”，與《周禮·冬官·考工記（上）》“其轂長，二柱外，一柱內”之記述相符，當屬軍事色彩濃郁的斧車（戰車），形制比甘肅武威雷山漢墓出土斧車還大，墓主當為軍事將領。

此外，還有刀劍、提梁壺、耳杯、搖錢樹、置于鐵三角架上之銅釜、鎮墓獸、醮斗、洗、鬲、豆、盤等器物和為數不少的琥珀、瑪瑙、玉牌等隨葬明器，其規格、明器數量、種類、精美程度，遠非14號墓可比。

漢代交樂既為夜郎縣，而“夜郎為都尉治”。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卷十九：“……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結合6號墓隨葬器物特征可判定，墓主人為秩祿比于“二千石”郡守，高于14號墓巴郡太守丞的一代牂牁郡郡都尉。其生活之年代，亦當在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六年八月（公元30年），罷省郡都尉以前。

龍廣遺址群位于安龍縣龍廣鎮，西接興義鄭屯、魯屯等地，是一處面積開闊的山間壩子，有納萬村營腳、柘倫村上頭營和下頭營、納西村營盤、小場壩村播落、坡院及大寨、納桃村小子營、大子營、七星村七星山、平寨包包等12處遺址。地理位置優越，遺址間相距約數百米，已形成較密集的聚邑。遺址群出土有羊角鈕鐘、“T”首曲刃青銅劍等造型奇特、極具地方色彩之器物。

龍廣遺址群與同區域的觀音洞新石器文化系出同源，是觀音洞文化在安龍地區的直接繼承和發展，出土的曲刃青銅器形制與普安銅鼓山同類器物近似，為夜郎文化類型的另一支系。方國瑜先生曾指出：漢代邊郡“郡縣區劃是在部族區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以部族區域為郡縣區域，以部族分合為郡縣分合，這是所謂‘羈縻統治’‘即其部族列郡縣’的特點”。

從漢牂牁郡及屬縣分合可知：牂牁郡夜郎、談指二縣逮于魏晉南北朝，始終隸屬一郡?！度A陽國志·南中志·牂牁郡》“晉元帝世，刺史王遜分夜郎以南為夜郎郡，領談指、夜郎二縣?！薄耙估煽?，夜郎國也?！币估煽樵估刹?，談指、夜郎同屬一部。

由前所述龍廣遺址群與同時代普安銅鼓山遺址群出土文物略異之特征可推定：龍廣一帶當屬漢牂牁郡談指縣。

又據《續漢書·郡國志·牂牁郡》“談指出丹砂”，咸豐《興義府志·風土志》卷四十三“永豐（貞豐）州出丹砂，近粵西地”；又據《興義府志·地理·沿革》卷二“今貞豐、安南（晴?。┚碁闈h談指縣地”之記載，黔西南地區之晴隆、貞豐包含今冊亨、望謨一帶亦屬夜郎部族近親支系——談指部，即漢代牂牁郡談指縣轄區。

萬屯墓群坐落在興義市東北19公里處的萬屯鎮新橋村，計有東漢墓葬9座，8號墓是其中一座典型墓葬。

該墓系東漢早期磚室凸字形墓，西北—東南向，分前后兩室，底長5.68米、寬2.06米；墓道為長方形，長1.78米、寬1.62米，封土堆面積近50平方米，出土有銅馬車、提梁壺、聚寶盆（水塘稻田模型）、銅頂針、七乳銅鏡、銅釜、銅斗、搖錢樹、銅盤、環柄鐵刀、鐵抓釘、五銖錢、三足銅盉、鏤空銅豆、銅洗、耳杯、陶罐、陶輪、陶甕等明器共35件（套），無論墓葬規格還是出土文物，在墓葬群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經考證，銅馬車為“輜軿車”，據《后漢書·輿服（上）》志第二十五：“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輜軿車……”，乃二千石郡太守以上夫人所乘之車。兩漢時，興義僅置有縣，方國瑜先生認為興義為漏臥部族聯結區域。

魏晉之際，興義為興古郡之漢興縣，以后曾一度隸屬云南曲靖府，由羈縻制度下邊郡縣“即其部落列郡縣”之設置特征可知，今興義當為夜郎別部，非夜郎本土?！懊駠?，興仁、興義則以大路所經之阿紅場壩對面之分水嶺為兩屬接線?！ㄔ瓕俦P縣之）阿紅以西及南之樓納、頂效、馬鞍山等處撥隸興義”“巴結，原冊亨州同地，后劃隸興義”推知，興義初置縣時，疆界大致限于今黃草壩、捧鲊一域，頂效、巴結（南盤江鎮）不在轄區內。

《后漢書·禮儀志》“官中二千石、四夷國王、率眾王、歸我侯、邑君、邑長，皆有丞，比郡縣”，侯王秩祿比于郡太守。另，“古姓為漏臥貴族姓氏”，綜合是墓出土的銅頂針、帶蓋提梁壺、七乳銅鏡等大量女性用具和銅鏡銘文可推定，墓主古氏為漏臥王族成員。按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漏臥故城在羅平州”之記述，結合漢代“居葬分離”模式之特征，萬屯新橋村一帶當為漏臥陵區，恰與漢帝陵與長安城類似。

總之，考古發掘遺物遺存證明，兩漢時期黔西南地區邑、縣大致分布格局為：普安青山一帶為夜郎國封邑；興義頂效、萬屯阿紅、興仁一帶及普安大部分地區為夜郎縣，縣治交樂；晴隆、貞豐、冊亨、望謨、安龍一帶，為談指縣轄區，以上系夜郎本土。阿紅以西之萬屯新橋、興義大部為漏臥侯采邑，緊鄰漏臥縣地羅平；興義南部之南盤江鎮（巴結）一帶當為鉤町侯國侈入之地（出土于巴結，異于銅鼓山器物文化類型，近似廣南鉤町文化早期器物類型的“羽人劃船”紋銅鼓、帆船形青銅斧和單耳青銅矛可為佐證），與夜郎王、漏臥侯封土相鄰。

如此布局，正體現了漢統治者自漢武帝劉徹以來推行的“夷漢并治”“小大相制，內外相維”的治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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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文/崔利軍 圖/陶昌武    編輯 ‖  印象黔西南 ）